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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服务社会管理创新
——中外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比较与借鉴
【字体: 】   2015-07-16   来源: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李 莹

  当前,健康发展的社会组织,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组织建设起步较晚,近年来虽然发展较快,但仍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在:社工精神缺乏、行政化倾向明显、整体素质不高等。国外社会组织在多年发展中积累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主要表现在:自身建设比较规范,法制保障比较健全,角色定位比较明晰等。如何在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中,大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笔者做了初步探讨,希望能对我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一、健康发展的社会组织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精神文化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更加强烈,社会建设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日趋复杂。社会组织可以把不同群体凝聚在一起,针对不同的利益诉求打开不同的表达窗口,使社会情绪得到消解和疏导;社会组织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推动公共文化建设,使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社会组织在安排社会就业方面也逐渐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社会组织的公益互益的价值取向、自律互律的运行特点、无偿低偿的社会服务,都具有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二、国外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先进经验

 

  国外的社会组织17世纪开始出现,19世纪以来数量明显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概括起来,国外社会组织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自身建设不断规范。国外社会组织大多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相分离,是从事公益性事业的非营利机构,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不断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使得社会组织自身能够按照核准的章程自我运行、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二是法制保障不断健全。为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国外社会组织不断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保障社会组织的健康有效运行。一方面,政府陆续出台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保障社会组织的运行和发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职能部门切实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三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逐渐明晰。西方国家也曾经历过“政府主导一切”的阶段,对社会组织的认识是逐步改进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设立了鼓励社会管理创新的“公共服务奖”。随着社会管理改革创新,西方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愈加明晰,政府和社会组织职能的分离步伐随之加快。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直接拨款、购买公共服务、建立战略支持框架体系、政府机构改革等手段,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性服务。1政府对自身的定位从“全能保姆”变成了“合作者和引导者”。

 

  三、着力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科学发展

 

  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历史悠久。最早甚至能追溯到先秦时代的“会党”、“社会”之说。2但我国社会管理创新起步较晚,有关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视。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远远不及发达国家成熟。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大管家”式的政府亟需实现职能转变,社会组织的职能急待规范和加强。但从实际来看,社会组织承担历史使命的准备还明显不足,推动社会组织科学发展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发挥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培育构建社工精神。社工精神是指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工作的意识。它不单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也不光是“锄强扶弱做好事”,它是一种为国为民的热情,一种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性。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助人为乐、扶贫帮困已成为人性的内核,向善的力量,但在当代中国,这些传统美德还没有成为每个中国人自觉选择的行动准则。中国公民的社工精神还处在唤醒阶段。相比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培育,不但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组织网络,而且为本国公民注入了强烈的公民意识,人人具有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充分自觉。比如,新加坡除了数百名专业社工外,由热心人士创办的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服务中心还有几千个,从事社会工作的社工义工不计其数。3社工精神成为社会精神的一个重要支柱,成为公民普遍认同的一种社会价值选择。

 

  社工精神需要党委政府的有效培育和科学建构。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引以为鉴。早在1933年,罗斯福总统“百日新政”提出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体壮但处于失业待业状态的青年人,主要从事植树造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等工作。这个计划初衷虽是扩大整个社会的救济面和购买力,但同时却培育了一批具备社工精神的好苗子。据统计,截至美国参战前,该计划影响了200多万美国青年。1993年,美国通过《全美服务信任法案》,1997年通过《志愿者保护法》,规定由政府与社区合作推行一种所谓的“营救计划”,目标是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政府给予工作补贴,让他们有可能在环境、教育、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等部门获得全职或兼职的就业机会,同时让志愿性质的工作后继有人。2009年4月,奥巴马签署的《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国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通过政府奖励、资助等形式鼓励和吸引青年人参加志愿服务,当年8月就有150多万人获得奖励。4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社工精神的培育,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各级党委政府把培育和弘扬志愿者精神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志愿者工作网络在城市社区逐步建立健全,在重大活动、重大事件中,志愿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工作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应发挥好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把社工精神的培育与解决社会就业有机结合起来;与建立健全社会服务法律保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机结合起来;与公民道德养成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有效工作,使社工精神成为公民意识的重要方面,成为每个公民的自我需求。

 

  (二)推动政社分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化。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社会组织主要依靠国家或地方财政拨款维持运作。大多数社会组织缺乏谋求发展的主动性,“官办”色彩浓厚,功利主义滋生,社会组织自我生存的能力明显不足。据《2011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0年度全国捐赠资金共计87.1亿多元,其中流向政府部门、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及红十字会占58.3%,各类基金会占34.8%,慈善组织之外的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福利机构仅占1.3%。可见,社会组织拥有的捐助资源是匮乏的。由于社会组织在组织运作上,尤其是在经济上过分依赖政府支持,不能社会化,也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社会,这是我国社会组织与国外社会组织在成熟度上比较明显的差距。规范社会组织发展,需要切实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的分离。应从职能、机构、人员、财务、场地等方面着手,切实抓紧抓好“五脱钩”工作,努力使社会组织去除“官办”色彩,消除依附性和依赖性,在有效的社会服务中开辟和拓展生存空间。

 

  (三)遵循客观规律,推动社会组织科学发展。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总量偏少,结构也不尽合理,互益性的行业协会商会偏多,公益性、慈善性、服务性组织偏少;强势群体的组织偏多,困难群体的组织偏少;服务工商企业的偏多,服务农业农村、卫生保健、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偏少。

 

  我国中部地区某地级市民政部门截至2011年末的数据显示,该市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1620多家,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渐成鼎足之势。但这1620多家社会组织中,只有三分之一在正常运转,三分之一勉强维持,还有三分之一已接近“停摆”。此外,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只有社会团体的一半(在发达地区前者要远多于后者),而作为社会组织“三分天下必有其一”的基金会,还处于空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给该市提出社会组织发展目标任务,要求到2015年社会组织发展数量突破3000家。这种对社会组织拔苗助长式的要求,违背了社会组织发展规律,必将导致重数量轻质量、重当前轻长远、重组建轻发展的不良局面。推动社会组织科学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着眼现实环境,遵循客观规律,重视基础工作,推动统筹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组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有2500多家,但知名度和影响力远不如美国的一些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究其原因,就在于国内的社会组织对自身宣传不够。美国高校都设立了以募集教育资金为主要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教育基金会。2011年6月,有关研究对比了我国10所高校教育基金会的高校网站和美国2010年市值排名前50名的高校教育基金会网站上的检索量,发现前者跟后者有着巨大差距。5研究表明,美国的高校教育基金会在网络宣传方面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力度。在形象宣传,尤其是网络宣传方面,西方的经验可供借鉴。

 

  (五)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组织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社会有着“覆盖面广、密度大、植入纵深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格”。6 这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一个特殊优势。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达402.7万个。不仅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有基层组织,还有98.3万户非公有制企业、2.65万个社会团体、2.74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建立了党组织。7庞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网格,是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领导保障和力量源泉。但是,我国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亟待加强。甘肃省武威市社会组织网络构成的有关数据显示:该市有社会组织1450个,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260个,但建立党组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只有21个,党组织覆盖率仅占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的7.7%。8推动社会组织科学发展,一方面应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简化社会组织办事程序,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社会组织与党建工作“同登记,同年检,同换届,同评估”的“四同”模式,做到成熟一个,组建一个,巩固一个,带动一批。

 

  总之,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既面临着改革创新的巨大压力,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者来说,既要吸收西方的精华,为我所用,又要结合中国实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刊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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